审计署披露的信息显示，去年和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将进入集中偿还期，约有42%的地方债务于2012年底前到期，53%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。

    这些到期和即将到期的债务能够如期还上吗？够呛。在促进经济复苏和保障民生支出加大的情况下，能够控制债务少增长已属不易，不增长几无可能，至于削减原有债务规模，想都别想。

    那怎么办？有专家提出了地方政府偿债的8种可行方式，其中项目收益是最理想的方法，而资产变卖和质押偿债也在其列。

    资产变卖和卖楼还债，想法很好，但基本不可行，因为这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。最可能的方式是举新债还旧债，走到美国债务问题的老路上。

    最紧迫的还不是如何消化已有债务，而是切实减少新举债规模，尽快止住“出血点”，防止债务越滚越大。

    而要控制债务规模，当务之急是确定“债务人”。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并没有实质的债务人，没有一个地方官员需要为其负责，这也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只管借不管还。借了也白借，白借谁不借！

    但是“庙”是死的，“和尚”是流动的。一届政府官员借了钱，还款日在10年以后，到时候官员早已不知流动到哪里去了，只有虚无的“政府”承认债务的存在，而新官很可能根本不理旧账。所以，如何追责是个问题。

    比较可行的是引入“政绩成本”概念。官员的真实政绩=政绩“毛收入”-政绩成本（举债额、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等）。既然官员举债的原始动力是做出“政绩”，那么只有剥去“政绩”的光环和水分，以真实的产出效率衡量官员政绩，决定其升黜，才会减少大举举债的冲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