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力度是空前的，体现在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上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、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；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(发起人)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。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，等等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对应的是，在刑法上，仍然具有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，这一罪名是指公司发起人、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，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，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。这一罪名，本来是防范一些人开设“皮包公司”实施欺诈和诈骗等行为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，但在实践中，却很可能走样变形。

    有数据显示，90%以上的公司注册资本不实，许多公司是在注册之时借用他人资金，等到公司注册完毕之后再将资金撤出，市场上还专门出现一些帮他人筹集注册资本的公司。对于这些情形，许多工商登记部门和公安机关是心知肚明，一般“不告不理”，让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实际处于休眠状态。但是，一些地方侦查机关插手经济纠纷，查处所谓涉嫌合同诈骗、非法经营等罪时，当合同诈骗、非法经营的事实不足时，他们马上就查涉案公司或企业是否涉嫌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，而这一罪名十个查八个准。许多人创办公司、企业之时，根本就没有足额注册资本，如此，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就成了他们的“原罪”，也成为“选择性执法”的最好理由。

    其实，就算是规定了必须有相应的注册资本，仍然无法遏制有意实施诈骗。事实上，也根本不需要注册资本进行事先防范，因为实施诈骗等行为，本身就有相应的罪名如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等来惩处。从市场来看，要求公司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，提高了创业的门槛，限制了年经人创业，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。

    实践证明，取消注册资本的限制，将极大促进人们创业的热情。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，例如美国，除了金融企业等特殊行业外，都没有要求注册资本的最低额。而我们国家，在一些地方早也进行了试点，例如，青岛市今年制定相关改革方案，放宽企业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范围，对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下的有限公司，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，企业设立的首期出资零首付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。截至今年9月，青岛市各类市场主体达到54.9万户，同比增长4.3%；新登记个体工商户35.1万户，同比增长10.4%。而在广东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力度更大。佛山市顺德区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与实缴备案相分离，允许“零首期”成立公司；深圳改革现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，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。今年1~9月，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80.50万户，其中新登记各类企业24.76万户，同比分别增长21.90%和30.57%。可见，对注册资本放宽要求，迸发的市场活力是极为可观的。

    因此，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顺应改革的要求，适时修改法律，取消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，让高悬于市场主体上的“原罪”消失。同时，对于目前正在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的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案件，司法机关应当适用“从旧兼从轻”的原则，尽可能减少处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