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谁排放的多，谁多承担，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”，贾康认为，这样就可以使排放者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节能降耗。

      贾康说，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状来看，应该将“碳税”的改革，设计成双重红利的实现过程。

      一个红利是，有了这样的特定对象的税收负担的增加，就使这些排放主体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。

      另外一个红利，降低总体企业所得税的数额。贾康表示，经过数据测算，把企业所得税的数量往下调，这样总体企业负担不上升，产生的红利是促使这些企业更好地去创新和能动。最理想的是把双重红利都实现。

      此外，向企业征收环境税是否会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对于这个问题，贾康表示，“不客气地说，一定会向中游、下游传到，一定会最终传导到消费者，影响相关的电的价格、水的价格、含能源产品比较多的消费品的价格”。

      贾康指出，政府应该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，使最低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，而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，按照自己的偏好，调整消费习惯、消费模式。

      贾康表示，曾有媒体称，资源税改革不能转嫁给消费者，当时一片叫好声，但是在经济学上来看是外行话，如果没有这个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的过程，这个改革就废了，“政府掌握两点，让生产者过得去，让消费者过得去”。